那時我在念大三，為了賺零用錢，被朋友介紹到自由時代雜誌社當校稿小妹，鄭南榕是那間雜誌社的負責人。在那裡工作相當一陣子，但我和鄭南榕始終沒有什麼接觸。我的責任，只是對著手寫的原稿，挑出排版鉛字的錯誤，...。對我而言，那就只是一個賺零用錢的工作。我的家庭，母親那邊，吵吵鬧鬧脾氣火爆的人很多，但從沒出過任何政治異議份子；父親那邊，因為跟國民黨一起遷台的關係，是國民黨政權的忠實效忠者。... 於當時自由時代雜誌所登的激進台獨言論，我一開始的反應是有點震驚，... 但讀著讀著，我慢慢開始瞭解他們在想什麼。但對於國家認同、對統獨，我仍然沒有什麼清楚的立場，因為那對我而言實在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。我就只是懵懵懂懂讀那些稿子，賺一點零用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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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一篇稿子讀來，都是在報鄭南榕，我的老闆。他的家庭，他的身世，他的教育背景，他辦的雜誌社，他所參與的反對運動，他怎樣登了許世楷寫的「台灣新憲法草案」被以叛亂罪起訴，他以維護言論自由為由拒絕被拘提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把那些稿子校完的，因為他們所寫的那個人，是我每個禮拜碰面，常常穿著拖鞋短褲，一邊抽煙一邊邋遢地在辦公室走來走去的老闆。接下來的幾天，讀著中國時報聯合報，看他們怎樣報導精神科醫師說這種行徑有什麼問題，南榕年輕時曾求助過心理醫師，人格怎樣偏差，連他是外省人卻參加台獨運動都被拿來當成他有認同危機的「徵兆」。這些主流的媒體報導，用一種病理學的觀點來討論鄭南榕的自焚，對於當時被箝制的言論新聞自由，隻字不提。
隔沒幾天，台大學生在校門口發起斷食靜坐，弔念鄭南榕。人不多，幾十個人吧。然後突然間我看到鄭竹梅，好像是她不知從哪裡聽到靜坐的消息，硬拖著阿珠姊姊帶她來和大家一起弔念爸爸。... 突然間有一台摩托車衝向我們，停在離靜坐人群不到兩三公尺的地方，拿了個容器把不知是什麼的液體往竹梅身上潑，然後快速地駕著摩托車逃走。整件事情發生不過兩三秒鐘，所有人都愣住了 ... 又趕緊把竹梅帶開，把她放進車裡換衣服清洗。... 出殯那天，拿了一塊長長的黑布，中間挖個洞，把頭鑽進去，在腰間繫上白布條，為鄭南榕穿上了喪服。慢慢地沿著中山北路走，走到士林廢河道的靈堂。我不記得是一個人還是和朋友一起走完全程的，只記得那是一條很長的路。每踏出一步，就好像更確定這個我認識但不熟悉的老闆，真的真的已經不在了。
鄭南榕去世之後，雜誌社主要由他的弟弟和葉菊蘭在打理。我一直在那裡工作到他們把雜誌社收掉為止。所有的員工一起出去吃喝了一頓，喝得大醉。然後大家幫忙葉菊蘭選第一次的北市南區立法委員，我 ... 幫著開宣傳車，早晨半夜四處去發傳單，回到家裡，軟硬兼施地要媽媽投票給葉菊蘭，順便要她去影響附近的一大掛太太小姐們。... 當葉菊蘭確定以倒數第二名當選台北市南區立委時，擠在許多前來慶賀的支持者中，我站在快慢車道的分隔島上，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。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幫人助選，幫人拉票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過了很多年以後，當我回過頭來想，我為什麼停止把自己想像成中國人，或「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」，而開始毫不猶豫地告訴任何詢問的人，「我是台灣人」，我猜，鄭南榕的死在我心裡埋下一粒種子。 每每有人在問鄭南榕為什麼要這樣做，我的心情是複雜的。在這當下，被多數人視為理所當然的言論自由、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由，十四年前，並不是這麼一回事。當人們已經習慣把所享有的自由，當成呼吸喝水那樣簡單自然的的事情時，大概已經忘記前人爭取自由的路，走來何等血跡斑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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